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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中国大学之父”——张百熙

发布日期:2018-07-17 12:53     来源:威尼斯人网址政协

  张百熙(1847—1907),湖南长沙人,少时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(现长沙第一师范旧址),1874年(同治十三年)进士,仕途一帆风顺,曾先后担任过侍读、侍讲、日讲起居注官、国子监祭酒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、顺天府尹和工部、礼部、刑部、吏部、户部、邮传部尚书,还担任过赴英国头等专使大臣、政务大臣、新贡士朝考阅卷大臣、殿试读卷大臣、编纂官制大臣等重要官职,被清廷赐予赏黄马褂、赐紫禁城和西苑门内骑马等殊荣。张百熙在清廷为官三十余年,担任过许多重要官职,但张百熙最为突出的是对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,是名符其实的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。

  1894年甲午战争后,中国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险。为了救国图存、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,提倡学习外国、维新变法。他们认为维新变法,首先要从废科举、办学堂开始。西太后也不得不声称要“变法维新”,并提出“兴学育才实为当今急务”,宣布逐步废除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。1901年12月,清廷派时任吏部尚书的张百熙兼任管学大臣,专门负责京师大学堂的恢复和筹建事宜。正如《清史稿》所记载“张百熙”以人望被斯任,于是海内欣然望兴学矣!

  张百熙于1898年戊戌变法前就以经济特科荐康有为,认为康有为有非凡卓越的政治才干,必须予以重用。百熙积极支持康有为、梁启超的“废科举、办学堂”的思想。百熙担任管学大臣后,就大刀阔斧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——科举取士体制,最突出的是恢复和改革京师大学堂(即北京大学前身)。

  他认为,原来的京师大学堂(后称为戊戌大学)“一切因陋就简,外人往观之,重轻之,等于蒙养学堂”,实质上仍是一所封建书院。因此,百熙废寝忘食、呕心沥血,开创基业,物色人才、改革教育制度。他在向清廷的奏折中说:“大学堂应法制详尽、规模宏远,不特为学术人心极大关系,立即为五洲万国所共观瞻。天下于是审治乱、验兴衰、辨强弱。人才之出出于此,文明之系系于此。是今日再议举办大学堂、非徒整顿所能见功,实赖开拓以为要务,断非固仍旧制,敷衍到观所能收效者也”。

  1902年8月,百熙吸取西方先进办学经验,结合我国实际情况,亲自主持拟定了一套学堂章程上奏,经清廷批准颁布执行,这本章程被称为《钦定学堂章程》,也是我国第一个以政府名义规定的完整学制。

  章程包括从蒙学(幼儿园)、小学、中学到大学的各级学堂章程,统一了全国各地各级学堂的教育体制。其中有京师大学堂章程八章八十四节,对大学堂的办学纲领、科目设置、课程安排、招生办法、毕业分配、聘用教师、领导体制和教学纪律都做了详细规定。其宗旨是:“京师大学堂之设立,所以激发忠爱,开通智慧,振兴实业”以及“端正趋向、造就通才,为办学之纲领。”章程规定:大学堂分大学预科、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。大学预科又分为二科,一曰政科,设经史、政治、法律、通商、理财等目;二曰艺科,设声、电、化、农、工、医、算等目。预科三年毕业,本科三年毕业考试合格相当于现代本科,下面所设的科,相当于现代大学下面的学院;科下又分目,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系;大学院相当于现代大学的研究生院。当时的分科大学共设7科35目。

  为了办好大学,张百熙十分注意延揽人才,他选定直属知州“桐城派”著名领袖吴汝纶为大学堂总教习。开始吴汝纶不愿出任,张百熙便穿着大礼服跪下不起,并说:“吾为全国求人师,当为全国生徒拜请也。先生不出,如中国何!”吴汝纶才应允。当时海内一些著名的专家学者云集门下。如阳湖古文家张筱浦任副总教习;于式枚为大学堂总办,李家驹、赵从蕃为副总办;李希圣为编书局总纂;著名翻译家严复任译书局总办,林纾任副总办;知名人士杨仁山、屠敬山、王瑶舟担任国学老师,孙治让、蔡元培担任史学教习,网罗名流、荟萃高等学府。经过招生,大学堂共录取学生182名,1902年12月17日,大学堂举行入学典礼,宣布正式开学(解放前,北京大学即以12月17日作为校庆日)。

  同时,张百熙设立了速成科,分为二馆:一是仕学馆、二是师范馆,还办了医学馆、译学馆、实业馆、报馆和书局等。以后的北京师范大学、北京医科大学即由师范馆、医学馆与京师大堂中的医学科演化而来。我国各省派官费留学生留学东、西洋也是从此开始的,从而基本改变了过去的科学制度。

  由于张百熙在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过程中,重用了一些比较开明和进步的知识分子,引起了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守旧势力的仇恨和反对,他们对京师大堂进行了恶意攻击和造谣诽谤,张百熙则首当其冲。清廷终以张百熙“喜用新进”,有改良主义思想,不够可靠为由,便加派了满人荣庆为管学大臣,对他进行监督。后来清廷又派张之洞与张百熙、荣庆在《钦定学堂章程》基础上共同进行了修改,虽然主要框架没有大的变化,但以加了经史课的比重,恢复了进士馆,将办学思想改为“以忠孝为本,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”。修改后的章程叫《奏定学堂程》。由于顽固守旧势力的多方掣肘,使张百熙的兴学抱负未能全部实现。

  经过张百熙的苦心经营,尽管当时的京师大学堂与现代大学相比,尚有较大差距,但毕竟在我国办起了第一所有诸多现代因素的大学堂,开了现代大学的先河。所以,在抗日战争时期,重庆市有一位学者张慧剑先生在《大学当年》一文中说:“当时多呼百熙为大学之父”。

  张百熙于光绪三十三年(1907年)2月18日在北京逝世,享年六十岁。清廷谕曰:“……兹闻溘逝,悼惜殊深,著赏陀罗经被,派贝勒载洵带领侍卫十名,即时前往奠祭。加恩追赠太子少保,赏银二千两……子江苏试用道张振镛,著以道员即补;……其灵枢回籍时,著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,用示篡念荩臣至意”。寻赐祭葬,予谥“文达”。灵枢由北京长途跋涉运回长沙家乡,1908年8月葬于威尼斯人网址春华镇沨田村(现百熙村)。墓于1989年5月被盗,2005年9月16日被列为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。

  张百熙去逝后,其门生痛悼恩师,捐款七千两银子,拟于京师大学堂铸铜像以作纪念,后因看到百熙身后家境清贫,遂将此款存于北京商号义善源生息,以养遗属。不久,义善源倒闭,此款亦被乾没。京师大学堂还在陶然亭辟地建立一座纪念馆——岳云别业,馆内悬挂张百熙巨幅遗像,并陈列其各种文物和遗物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北京形势紧急,此馆的房地产全部交给了北京大学。

  张百熙的逝世,使许多开明官吏和知识界人士十分悲痛,纷纷撰联悼亡。林琴南挽联中有一句:“一江湘水动悲风”,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知识界对其逝世的悲恸情怀。

  人物成就  1901年后兴办学堂、设立报馆,创办了医学堂、译学馆、实业馆,选派学生出国留学。

  1902年,张百熙主持拟订《钦定大学堂章程》,是中国第一部以政府名义颁订的完整学制。

  1902年1月-1904年1月担任过北京大学的校长。

  人物主要著作  《筹办京师大学堂情形疏》

  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

  《考选入学章程》

  《高等学堂章程》

  《中学堂章程》

  《蒙学堂章程》

  《钦定学堂章程》

  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

  《张百熙奏议》

  《退思轩诗集》

  《补遗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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